中国足球改革迷途：联赛开赛，争议不断，足改方案能否带来转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发表于2021年5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第995期
4月20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恢复，采取阶段性赛制。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在广州赛区和苏州赛区进行。中甲联赛和中乙联赛将分别于4月24日和5月15日开赛。
随着金源足球泡沫的破灭，大批球队批量退出，关于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讨论，以及性别中性姓名、限薪等新政策的“强制实施”，让中国足球今年备受争议。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走过了27年。一路走来，投入金额越来越大，足球改革方案也相继落地。然而，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第40位左右下降到了第77位，落后人口只有16万的库拉索岛一位。三级联赛（中超、中甲、中乙）至今未能探索出可持续发展之路。专业团队几乎没有自产功能，过于依赖投资人。他们的生死甚至可能取决于投资者是否退出。出去。不重视青训、盲目归化外援、疯狂花钱购买天价外援等功利行为，不断侵蚀着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中国足球的症状，很多人能讲很多，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却很少，而相关决策者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中国足球充满了功利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足球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金源足球”破产
为了限制俱乐部盲目投资和过高薪资，早在2018年12月20日，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出台了俱乐部未来三个赛季每年投资上限金额：从2019年至2021年，中超俱乐部售价分别为12亿元、11亿元、9亿元。对于中甲和中乙俱乐部来说，分别是2亿元和3500万元。此外，还规定中超球队对国内球员的最高工资限额为：税前1000万元，国家队可增加20%至1200万元。但从实践来看，由于团队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政策缺乏约束力，执行难度较大。
根据中国足协2020年底发布的政策，从2021赛季开始，未来三个赛季，中超联赛、中甲联赛、中甲联赛的总支出（“投资上限”）两家具乐部单个财年不得分别超过6亿元和20亿元。 1亿元，5000万元。税前最高年薪（“工资帽”）方面，中超和中甲本土球员分别年薪500万元和300万元，外籍球员分别年薪300万欧元和150万欧元，球员中甲联赛球员收入120万元，U21球员收入30万元。
为确保“限薪”计划落实到位，中国足协表示，除了通过一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限薪”政策实施监督外，还引入了对违法行为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俱乐部单赛季中超总支出超标的，超额比例在20%以内的，扣6分联赛积分；超额比例在20%至40%的，扣12分。如果进一步超额，最高将面临24分的重罚。
对于违规支付工资的俱乐部，如果被发现，球队的成绩将被取消，最终将受到降级的处罚。如果玩家未能按要求申报收入（收入），经核实将面临24个月的禁赛。中国足协还规定，方案中提到的“球员收入”包括工资、证券、房产等，不包括奖金。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工资；如果球员与第三方签订商业合同，必须得到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的认可，否则收入将计入工资；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及其直系亲属支付现金和其他报酬。
各种限薪规定的背后，与中国金源足球近年来的大环境有关。张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国务院和中国足协有关领导就限薪问题征求意见时，他表示同意。 “现在中国球员的身价被夸大了，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我们就无法继续比赛了，俱乐部也同意，否则俱乐部会越来越承受不了恶性竞争。”
3月19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表示，中国足球正处于泡沫之中，很多投资者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确实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 “中超俱乐部的投资一般在700-8亿，甚至每年100、2亿以上，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例子。中超俱乐部的投资是日本联赛的三倍而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很难生存。”
去年12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管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也表示，“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3倍多，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10倍多”。韩国K联赛。球员薪资是J联赛的5.8倍，K联赛的11.7倍。是因为中超联赛还没有意识到巨额投入吗？”
中国迎来了金元足球时代，始于2011年，广州恒大足球队升入中超，金元足球也开始进军中国足球市场。在资金的帮助和一大批国内外优秀球员和教练的加盟下，这支球队获得了8次中超冠军、2次亚冠冠军、2次足协杯冠军、4次超级杯冠军。足球市场正常生态被打破后，不少球队纷纷效仿，疯狂加大投入。
尤其是一些外援的薪资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平。 2016年12月29日，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并签订为期两年的合同。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按照这个标准，他两年内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5.6亿元。这个薪水超越了梅西和C罗，成为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
2017年2月，德国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自的总身价。上海上港队总身价7600万欧元，远远超过广州恒大队（4818万欧元），成为亚洲身价最高的球队。 16支中超球队中，有11支球队总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其中，上海上港斥资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在《转会市场》网站上的预估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的正是陈戌源。
据《东方体育报》报道，2019赛季中超球员的工资总额高达约48亿元，球员平均年薪约1000万元，甚至超过了很多英超球队。随着金源足球的火爆，一些“平民球队”也被迫加大投入。建业集团董事长胡宝森曾透露，2019年集团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达到9.5亿元。这笔投入最终只让球队取得了本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
近年来，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中超外援也纷纷归化。张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决足球的根本问题，关键是培养本土球员。如果花费大量资金归化球员，势必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抑制国内球员的成长。归化球员除了追求短期利益外，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意义。 “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使用归化球员，但现在已经回归本土化，国家队的水平也有所提高。”
《体育周刊》副主编马德兴注意到，以2002年中国男足世界杯预选赛为分水岭，商业巨头投资球队的出发点发生了明显变化。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到2002年，很多老板本身就是球迷。他们对足球的投入更多的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这是一种情怀。然而，很多后来进来的老板对足球已经没有兴趣了。他们将俱乐部视为宣传自己和公司的工具。他们平日很少去球场看比赛。只有当球队获奖时，他们才会出去露面。
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了有关足球产业的多项内容，其中包括：研究推动发行定向足球彩票职业联赛；加强足球产业发展；加大中国足协的市场开拓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等市场竞争机制。
马德兴表示，上述足球改革方案公布后，不少老板看到了足球行业的商机，纷纷涌入足球市场。他们只是相信，花钱就能把足球做好，可以从足球产业中获利。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并不纯粹。金源足球让球员变得膨胀、惰性。 “这几年，我们的球员拿工资太容易了，一些在国内踢球的球员，坐在替补席上就能拿到四五百万的年薪，这比一些球员的工资还要高。”在五大联赛中，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海外踢球。”
某市足协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懂足球，但急于出成绩，想在两三年内成为顶级俱乐部。这完全不符合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如今金源足球泡沫破灭后，只剩下一片鸡毛了。 “为什么会出现泡沫？这只是功利性的，每个人都想快速出成果，走捷径，这扰乱了球员市场。”
该负责人还表示，“有些投资者并不热爱足球，他们只是想获得政策红利。一些投资者甚至以建设足球学校的名义收购土地，最终逐渐转为商业用途。毕竟，征地根本不一样。教育用地的地价比商业用地优惠得多。”
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金源足球泡沫破灭后，足球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幅下降。他预计，今年疫情下，中乙、中甲、中超分别投资1000万元、20至3000万元、1亿元左右即可基本维持正常运转。
团队大规模解散的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协职业联赛参赛俱乐部名单》。新赛季共有57支三级联赛球队参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没有获得入场资格。由于投资者对经营业务缺乏兴趣，该团队最终被正式解散。这成为继去年天津天海之后，中国足坛连续第二年有球队退出中超联赛。此外，共有6支球队退出2021赛季三级联赛。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以及中甲球队深圳破钢、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具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等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等11支球队因“存在拖欠工资无法解决”而未能通过准入审核。 2020年5月24日，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了大批国脚、取得过“十冠”成绩的球队已经退出足球舞台。天津天海等其他五家具乐部因财务问题“主动宣布退出职业联赛”。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容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数量将由16支扩容至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容至20支，中乙球队由18支扩容至20支。参赛队伍将从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业界也对三级联赛的扩容前景变得有些担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些球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讨薪一年，一分钱没拿到，这是2020年原辽足球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关键词。为了维持生计，辽足某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在蛋糕里打工。开店，月薪2000元左右。 “我去体育局闹事，足协不肯受理，最后我请了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被驳回。他们还向中国足协仲裁院提出了仲裁申请”委员会，但俱乐部被撤销，中国足协不再提起诉讼 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得到了“不予受理”的答复。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纠纷的范围。”一位中甲球队前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们看似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很弱，目前还缺乏保障权益的渠道。 “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没有发言权，有的球员一说要下岗，就被下岗。”
还有观点认为，大量球队退出不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还与中国足协在2021年推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主席黄胜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方体育报认为，中性化姓名改革的实施有些过于仓促。现在，投资者仍然需要足球俱乐部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投资者的热情可能会大打折扣，可能会有投资者认为“降级也没关系”，这会给足球行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疫情期间很多企业都过得很艰难，为什么不把中性名称改革推迟两年呢？”白岩松曾在专访中问过陈戌源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称，中性化姓名改革目前已进入第六个年头。 “受疫情影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认为这与中性名字改革没有太大关系。企业投资俱乐部并不全靠命名。它带来了运营效益。有人说这是压垮某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性别中立改革，张鹭与前日本国家队主教练、日本J联赛创始人、被誉为“日本足球教父”的川渕三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过去，日本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是企业法人，球员都是企业员工。川渊认为这对俱乐部的影响太大了。俱乐部变成了公司的私有财产，不利于发展。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的职业化发展。张鲁认为，中国的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何时、如何做需要考虑。实施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与俱乐部磨合的难度。
谈及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的退出，陈戌源表示，他和苏宁老板已经沟通过很多次。 “足球本身就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者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此言一出，关于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了业内的争论。
马德兴表示，足球投资者，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体现公益性。今年很多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中性化改革。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来，多次出台规划，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俱乐部的重视。 “这次强制执行后，很多人抱怨来得太快，没有时间准备，这实际上是在找借口。”
对于足球的公益性质，张鹭认为，职业足球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投资者对足球的投资应该有一定的公益方面，但也有商业方面的考虑，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促进其发展。张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强调公益性的同时，对投资者也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政策。 “2010年，我在中超联赛委员会任职时，曾提出是否在税收等方面对投资者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建议没有实现。”
“在中国足球文化不成熟、公益意识缺失的背景下，不能强迫投资者讲情怀、讲公益，让自己的公司破产。” 《足球之夜》杂志记者李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很多人对足球的公益性质认识不够，认为公益就是不赚钱。其实，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但还是能赚钱的。 “关键是投资足球如何既能体现公益性，又能让投资者在法律范围内获得一定的回报，这在国内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长期以来，三线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李巴乔表示，如果投资者停止踢球而没有人接手，俱乐部将面临破产。在国外，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把足球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但中国足球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步。南美和欧洲五大联赛中，博卡青年、拜仁慕尼黑、利物浦等都是百年老店。他们在通过企业投资进入职业联赛阶段之前，都经历过社区足球、社交足球。然而，中国足球职业化还不到30年，很多球队都是从企业足球起家的，这也使得球队缺乏文化底蕴。
2021赛季，在限薪、中和等政策“强制实施”后，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稳定，股权结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 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化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方政府投资足球场馆等资源，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目前，不少俱乐部引入多方力量共同运营球队。 1月12日，中国足协正式公布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信息。转让后， 、 、 FC在俱乐部股权中的比例分别为40%、30.69%、29.31%。
3月8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国足协昆山FC俱乐部股权转让及变更信息：原股东持有俱乐部100%股份，现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份额扩张。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后，股权比例变更为俱乐部股份35.66%、俱乐部股份36.21%、俱乐部股份28.13%。长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参与俱乐部投资、运营和管理，联赛和球队的收入将会增加，变得更加稳定。此外，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进行了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2018年12月，在中国足协举办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企划部长小林信树介绍了当时日本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俱乐部股东达到372家；年净利润约3亿元，无负债；球员支出严格控制在总支出的30%以内。
一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顺利实施，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 2020年12月9日，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成功从乙组晋级甲组。但投资方管理不善，拖欠工资严重。最终，俱乐部与俱乐部签署了合作协议。四川华金接手这支球队的管理权后，他们对原来球队的教练、球员等进行了“清洗”，组建了新的教练和球员团队。此后，这支“新淄博蹴鞠队”在成都谢联基地开始训练。他希望四川华金对球队一年的托管期结束后，球队能够回到淄博。俱乐部可以通过吸引政府或国企控股、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让球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不过，侯志强认为，股权结构改革也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中国足球的投资者更像是赞助商，当他们不想再投资的时候他们就会随时退出。他认为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应该投资它，充当压舱石。包括山东泰山、河南龙门、沧州雄狮等，都有政府或国有企业控股。
《人民日报》评论称，股权多元化既需要将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又需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后，团队将不再成为某家公司的“广告牌”。想要走得更远，实现良性运营，就必须把目光瞄准市场，更加关注粉丝的感受。
马德兴认为，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还必须注重资本的有序性。不管有多少企业进来，总体成本还是要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可控地烧钱了。 “不可能是改革前是一个投资者烧钱，而是改革后变成了多个投资者烧钱。”
“如果不功利，一切都只是空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少。近日，上海申花主教练崔康熙在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表示，中国足球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青训。 “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足球人口，更多的人参与足球工作。”
2015年足球改革方案中提到，中国足球人口将大幅增加。以全国5000多所中小学足球学校为基础，2020年将达到2万所，2025年将达到5万所。其中，有一定比例的学校踢女子足球。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提出校园足球短期目标（2016~2020年）足球方面：加快校园足球发展，全国已有2万所足球专业学校，超过3000万中小学生经常参与足球运动。社会上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数量超过7万个，每万人拥有0.5至0.7个足球场。 2020年9月11日，教育部、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实施，提出了工作目标。到2022年，经常参与足球运动的中小学生人数将超过3000万人。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委员张璐表示，德国注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人数为208万人，法国为103万人，英国为82万人。参加日本高中联赛的球员有10万名，日本约有100万儿童踢足球。韩国和泰国也有数十万人踢足球。从1990年到2014年，每年只有大约1万名中国孩子踢足球。近几年可能连一万都没有了。
成都是国家首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之一，足球人才培养在全国名列前茅。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市，每年参加市一级比赛的球队数量在1000支以上，小学生；初中生只有20多个，高中生也只有20个。只有十几个。 “小学五年级之后，由于学业压力增大，踢足球的孩子数量急剧下降。”
近年来，不少声音认为，为了提高校园足球的普及度，应将足球作为一门科目纳入中考、高考。 2015年，兰州市将足球运球作为高中入学考试的体育测试中的必需品。张卢认为，包括足球作为强制性考试是不合理的，对其他运动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只是为了大学入学考试而练习足球。最终分析，这也是一种功利主义足球。他说，现在许多人在孩子们的孩子中灌输了这个想法，即踢足球的目的是赢得奖杯，成为明星，进入国家队等。“在这种功利性足球心态下，中国足球无法成功。”
“体育与教育的整合”模型被认为是增加校园足球运动员数量并选择良好足球前景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模式仍然远非系统性。前助理教练Hou 在青年训练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有孩子，但缺乏教练，俱乐部有教练，但缺少孩子。在大多数城市中，俱乐部足球和校园足球都无法互操作。到达中学后，学生们面临着继续学习和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或去俱乐部发展成为专业球员的选择。父母只有在他们决心让孩子参加职业足球比赛的情况下才会将孩子送往俱乐部。但是，由于竞争性运动的残酷行为，很少有父母愿意押注孩子的未来。
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两个系统已连接。梯队的比赛和高中足球联赛可以交叉参赛，因此可以出现一些良好的才能。例如，韩国之星公园吉·苏恩（Ji-Sung）在高中联赛中脱颖而出。但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不应连接。张卢说，现在许多人都将青年训练和校园足球的概念感到困惑。在小学一级，校园足球是为了普及，目的是使学生健康快乐，而俱乐部则是为了改善，应在校外进行。两者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 “在各个足球发达国家的小学一级没有学校团队或学校的比赛。在学校外进行青年培训。只有我们在小学上成立学校团队并参加了学校的比赛。结果，孩子们没有足球。
“体育与教育的整合”足球模式在该国也有成功的案例。成都足球协会的专职副主席刘帮说，自2005年以来，成都开始使用坦胡外语学校探索这种模式。在此模型中，注意小学校园足球的好种子。在初中，坦胡外语学校建立了“足球课”。成都足球协会聘请了职业足球教练来学校。教练还在校园内提供了食物，住宿和培训。每天有一个足球课90分钟，这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文化课程。成都足球协会还将承担学习足球，饮食和竞争的费用。一些可以被踢出去的学生可以发展成专业俱乐部，否则他们可以正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刘集团感叹了成都足球在过去几年中的成就是由于耐心是功利主义的，并且从小就开始掌握足球。 “近年来，中国足球一直过于实用，这严重推迟了中国的发展。”足球的发展。他坦白地说，有些投资者在足球上投资以获得政策，而行政领导人在政治表现期间需要成绩。即使有些学校领导者也要注意学生的足球成绩。成为一项完全的社会活动，并偏离了足球本质。”
近年来，许多地方声称专注于青年培训，但实际上，由于青年培训的投资大量，漫长的周期和缓慢的结果，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项目，只有少数几个真正专注于青年训练的俱乐部。 Liu Gang说，即使他从八岁或九岁开始接受训练，他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才能踢职业足球。成都足球协会每年在青年训练上花费约1500万元人民币，这是足球协会最大的支出。 “我们10年前所做的事情现在逐渐看到结果。”
MA 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许多足球改革措施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实施期间发生了偏差。如果没有实施某些政策，它们将不过是一张纸。为了建立具有汉语特征的职业足球系统，没有现成的模型或路径，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在过去30年中，我们应该耐心地分解中国足球专业化所涉及的问题，并系统地分解经验和经验教训。他认为“在足球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反复试验。我们不怕问题，但我们害怕不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第17期，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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