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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

2021-04-30 10:12:41 晓游棋牌_游戏娱乐中心(手机版) 已读
——瞿秋白的红色音乐理论 做者:黄敏学(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传授,吴梅芳系安徽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传授) “五一”国际劳动节降临之际,重温《国际歌》,难忘中国共产党早期指导人之一瞿秋白——他译配的《国际歌》,后经萧三等人改定,穿越了近百年光阴,鼓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瞿秋白是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奠定者,他在红色革命音乐方面的探究与理论,给后人留下了贵重的精神财富。 此地甚好·瞿秋白就义(布面油画) 宋惠民绘 “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户衰败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母亲金璇引导而习诗词歌赋,在如今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常州吟诵(别名吟诵调,是常州的传统音乐形式,是介于唱和读之间的吟唱古典诗词文章的艺术)的氤氲熏陶中,感悟人生真理与艺术魅力。据其儿时玩伴羊牧之回忆: 时秋白八岁,余六岁,两人并头抵足,常互唱唐诗及小令为乐……时金太夫人每以我们唱得洪亮入韵而加以表彰。记得一次唱:“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太夫人问:“上城归来,为什么泪满襟?”秋白答以养蚕的人穿不着绸,而不养蚕的人却满身是绸。太夫人欣慰地抚着秋白的头说:“读书能悟得此中的道理,才是真读书。”(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瞿秋白于音乐造诣颇深,会吹箫、弹风琴,喜听京剧、曲艺,能唱昆曲。据丁玲回忆,瞿秋白曾教她和王剑虹吹箫、唱昆曲。1916年底,17岁的瞿秋白远赴湖北武昌堂兄瞿纯白处投亲,并从表兄周均量研习诗词,“政治问题也垂垂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1917年瞿秋白入首都大学旁听,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所设俄文专修馆,进修和译介俄国文学名著,开端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改变。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报道的身份赴苏,1921年1月抵达莫斯科。访苏期间,他以通讯散文的形式向国内报导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立,这即是1924年结集出书的《赤都心史》,“记我个人心理上之颠末,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在序言中,瞿秋白这样写道: 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水转交汇的时期,既不克不及超越万象入于“出生避世间”,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漩涡。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带着热烈的希望,脆薄的气魄,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历史的颠末,虽分秒的迁移,也于世界文化上有相当的地位。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初到莫斯科,瞿秋白就明显感遭到残留的旧资产阶级艺术与新兴的无产阶级艺术之间的斗争,“游荡狂筵的市侩乐,殊不肯关于清明健爽的劳做之歌让步。何况夜色的威权仍旧拥着漫天掩地的巨力,现时天机才转,微露晨意,未见晨曦,所显现的只是拂晓的前兆,还不是拂晓呢。”瞿秋白专程去往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俄国民族歌剧,“一见旧歌剧花露润融,高吟沉抑,旧艺术虽衰落很多,却一切美好的庄丽的建筑艺术都保留完好”,并据此得出结论,“新旧两流平行缓进,还能够静待绚烂庄严的将来呢”(《拂晓》)。这无疑是其日后主张采用旧形式,推进文艺群众化的思想渊源。 1921年4月3日,瞿秋白与“能唱中国戏”的李宗武一起去到无产阶级文化部的音乐会,无产阶级文化部从属于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一切丹青音乐诗文戏剧的新做家都参加,凡有创做就大家详论研究,常开音乐或诗文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以为工人娱乐”。李宗武现场录唱了一段京戏《马前泼水》,且“他们亦收着几张广东戏片”。他们还看到一台意大利造造的主动下键钢琴,“能够不按自鸣,谱子从琴背插入,机括开时调子佳妙无比”,现场聆听了这台钢琴吹奏的歌剧《蝴蝶夫人》选段,“乃日本女郎思夫之曲”,“曲中所奏一大部门是日女怨泣之词”。随后,音乐会长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歌剧《蝴蝶夫人》的剧情,并谈及无产阶级音乐创做与人才培养:“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不免凋谢,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量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做还能够强几倍呢……”(《社会生活》) 1921年6月22日—7月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季诺维也夫颁布发表大会开幕,“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代表发言完毕后,最负盛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应邀唱歌扫兴,演唱了一首根据普希金诗歌创做的歌曲,“歌竟,四座鼓掌不已,坚请沙氏再唱”(瞿秋白将夏里亚宾翻译成“沙略屏”,故称“沙氏”),于是夏里亚宾又与参会代表一起高歌当时流行甚广的《劳工歌》,“五千多人的全剧院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莫斯科的赤潮》)。 10月10日晚,瞿秋白应邀参与德尔纳斯嘉女士的家庭音乐会,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音乐会的场景:“披霞娜(钢琴)声忽动,有一人奏携琴,一人奏富贵令(小提琴)相和,风雷疾转,泉漏铿锵,当然已经怡神心会,最动听处却在顿挫迢递间写得人心弦上的言语,一中年妇人且吭喉高歌”。在瞿秋白看来《晓游棋牌网》,欧洲音乐较中国传统音乐而言,更为热情旷达,心情达意的效果更佳,“比力的能传达人的情感与于外,我虽中国人,听中国乐却没听外国乐的易于打动怡悦”,并指出在苏俄这种高雅音乐已普及于人民群众,“欧洲人的精神娱乐,高尚雅致,并且纷歧定是上等人间”(《智识劳动》)。工人在工做之余也会“有时上戏院”去欣赏高雅艺术。12月15日,瞿秋白因肺结核复发,入高山疗养院休养,他还饶有兴味地记下了疗养院所采用的“音乐疗法”:“有时还请人歌唱演剧奏琴,做娱乐——有必然的规则”(《中国之“多余的人”》)。 1921年10月,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在莫斯科设立舞蹈学校,并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新艺术与群寡》一文。次年2月,瞿秋白翻检上一年的旧报,偶尔读到这篇音乐文论,大感兴趣,立即将其翻译出来,并撰写译者按,将邓肯誉为“革命的美人”“愿意献身于革命的舞台”,这篇文论也成为瞿秋白音乐思想成型的立论之基。 1923年6月15日出书的广州《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发表瞿秋白译《国际歌》。 从《国际歌》到《赤潮曲》 起来,受人污辱诅咒的!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 旧社会毁坏得彻底,新社会缔造得光华。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有天下。 这是我们的最初决死争,同英德纳雄纳尔,人类方重兴! 这首大方激昂的《国际歌》,在中国共产党牺牲奉献、缔造灿烂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都陪伴着它那雄壮的旋律,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在其感化下,为劳苦群众抛头颅、洒热血,永葆初心,服膺使命。 据诗人北塔考证,自1920年《国际歌》传入中国,先后产生了三个中文译本,别离为《劳动歌》(列悲译)、《劳动国际歌》(张逃狱译)、《第三国际党的颂歌》(耿济之、郑振铎译),但仅是无乐谱的译诗,无从传唱。 1923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从头译配了这首“无产阶级的歌”,重译的目标是要让译词既准确又易唱,“认真推敲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得当地能配合乐谱……你要把它译得能唱,使它在中国人民口头上传布开来”(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侄儿瞿重华回忆瞿秋白当年教唱《国际歌》的情形: 《国际歌》的歌页,也是大叔亲手复写的,和往常差别,歌页上的词曲布列成三行:第一行,是秋白大叔根据五线谱译成的简谱;第二行,是秋白大叔据法文原文歌词译成的中文,只记得当时的歌词是文言文,歌词中的“安特那雄奈尔”一词未做意译,而用法文直译入乐;第三行,是法文歌词原文。 瞿译《国际歌》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出书的《新青年》季刊(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广州兴办的机关刊物)创刊号上,只翻译了苏联通用的三节,“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要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瞿秋白还撰写译后记,对《国际歌》的源流演变予以详尽讲解: 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欧美各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国际无不唱此歌,大家都要争着为社会革命称道。此歌本来是法文,法国革命诗人柏第埃(今译鲍狄埃)所做,至巴黎公社时,遂成通行的革命歌,各都城有译本,而歌时则腔调不异,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瞿秋白由此展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芒前景,提出了“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布衣,也能和这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的殷切希望,其后的译者也都沿用了“国际歌”这个译名。 《国际歌》译配完成后,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International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在汉语中采用“英德纳雄耐尔”的音译,不单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能够和世界各国的唱词连结一致,“使中国劳动听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瞿秋白登上讲台,和任弼时等与师生放声高唱《国际歌》。从此,《国际歌》那雄壮的歌声就始末陪伴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斗争征程,唱响神州大地。 在同一期的《新青年》季刊上,瞿秋白还以“秋蕖”的笔名,发表了由他本人做词谱曲的红色歌曲《赤潮曲》: 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称道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此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 “赤潮”这个意象显然是指当时风起云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赤都心史》中有一篇《莫斯科的赤潮》,描绘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盛况,“十月革命发作,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几天正是赤潮高涨的时候”;“晓霞”这个意象则源于《赤都心史》中的《晓霞》一文,借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开,展望包罗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域无产阶级革命的美妙愿景,“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晓霞”。 《赤潮曲》为C大调,音域跨度达12度,调子取材于昆曲曲牌【新水令】,适于表示壮阔剧烈的情绪。全曲意象宏阔,气势豪迈,以坚决的自信心和昂扬的革命激情,称道了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事业和远大理想,真诚地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气魄和冷静坚毅的英雄气概。 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合影,后排左四系瞿秋白,后排左五系张太雷。 “在群众之中缔造出革命的群众文艺出来” 瞿秋白不断将文艺视为“改造社会底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兵器”,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着眼于现实斗争,深化开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倡导群众文艺,将革命文艺的群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1932年4月发表的《普洛群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瞿秋白开宗明义地指出:“普洛文艺应当是民寡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酿成民寡的。”就音乐戏曲而言,普洛群众文艺应当充实操纵旧式体裁的歌曲、小调、歌剧等,“竭力使一切做品可以成为口头朗读、宣唱、讲演的草稿”,但绝非自觉模拟旧式体裁,而应当做到两点:一是对旧式体裁停止改革,二是“逐步的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办法”,如引入西洋音乐形式,即瞿秋白所谓的“欧化文艺”,“能够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寡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能够缔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等凑合的歌剧,交叉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缔造出新的形式”。 在瞿秋白看来,“挪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都是群众文艺做品发作的处所”,为此他号召革命文艺家深化群寡,广泛开展“街头文学运动”,“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等,这需要到群寡中间去进修。在工做的过程之中去进修,即便不克不及够本人去做工人农民……至少要去做‘工农所豢养的文丐’……要去向群寡唱一出‘莲花落’讨几个铜板来生活,受受群寡的教训……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不然革命文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群众的普洛文学是始末要枯死的”。 做为中共早期指导人之一,瞿秋白始末强调对文化指导权的争夺,主张建立布衣的、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革命的群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操纵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胜利记事的小说”(《群众文艺的问题》);“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出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群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这样瞻望文艺群众化的光芒前景: 在群众之中缔造出革命的群众文艺出来,同着群众去进步文艺的水平,不断到覆灭群众文艺和非群众文艺之间的区别,而成立“现代中国文”的艺术水平很高而又是群众可以运用的文艺。(《群众文艺的问题》) 在沪期间,瞿秋白身体力行地践行文艺群众化的主张,深化市井街巷,搜集民间歌调。城隍庙有个叫“小热昏”的艺人,边卖梨膏糖,边打着小锣说唱。瞿秋白经常到城隍庙去,戴着眼镜,压低帽子,站在人群中静静聆听。他把这些民间说唱改编成通俗歌谣,此中最早的一首是“九一八”事变后写的“乱来腔”《东瀛人收兵》。所谓“乱来腔”,据瞿秋白所言: 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大家随口能够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谁要唱曲子唱得好,请他编上谱子好了,欢送大家翻印,欢送大家来唱,欢送大家来念。一人传百,百人传千,提醒几万万人的精神,齐心起来救国。 《东瀛人收兵》分首都话和上海话两种唱词,各有十五节,辛辣挖苦国民政府的“不抵御政策”,号召民寡奋起对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些歌谣都是根据流行小调创做,如《上海兵戈景致》据“无锡景”调改编,《工人要求唱新春》是“仿唱春调”,《可恶的日本》根据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曲调写成,《苏维埃歌》的曲调则来自苏联歌曲《同志们,英勇地前进》。《东瀛人收兵》《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可恶的日本》还被印成传单,“革命救国,人人要唱,欢送翻印,功德无量”。 “尽管唱,不管认” 1934年1月,瞿秋白受党的委派,去往中央苏区处置文化宣传工做,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任中央教育部长等职。三四月间,瞿秋白对《赤潮曲》予以修订,删去“沉梦”“福音”“大同”之类文绉绉的词,代之以“工农”“红旗”“苏维埃”“列宁主义”等政治性话语,使之更为适应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需要: 赤潮澎湃,红霞飞动,惊醒了工农,中国工农举起了红旗,高声称道苏维埃万岁! 猛攻,猛攻,捶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奋勇,奋勇,为我工农群寡的解放。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同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为解放而斗争,看赤潮万丈涌。 在瞿秋白的指导下,苏区群寡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做得到兴旺开展,关于宣传群寡、策动群寡,鼓励苏区军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做用,也为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历。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萧三感慨,“假设瞿秋白活着,如今指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言之不堪可惜。 瞿秋白还指导中央苏区的文艺工做者编创了一些歌剧、舞剧、儿童剧和山歌小曲等。“舞剧是当时新缔造的一种戏剧形式,有《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这些能够说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中最早的舞剧”(赵品三:《秋白同志指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做》)。在中央苏区戏剧运动掀起飞腾的同时,红色歌谣运动也兴旺开展,“三大赤色跳舞明星”之一的李伯钊回忆: 秋白同志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庆贺二苏大会上,云集区的俱乐部唱了几个歌子,很好听,后来探听出来都是江西老苍生中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他笑着对我们说:“通俗的歌词对群寡教育做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寡熟悉,马上能传播,比有些创做的曲子还好些。” 这种创编手法被瞿秋白形象地称为“尽管唱,不管认”。在瞿秋白的勉励下,石联星等人在基层表演时,用江西、福建的民歌、山歌调子,编创了两百余首红色歌谣,袁血卒、石联星创做的大鼓词《王大嫂》经瞿秋白修改后,发表于《红色中华》;韩进的诗歌《游击队员停止曲》经瞿秋白保举,由崔音波谱曲,广为传唱。瞿秋白还谆谆告诫苏区的文艺工做者要不竭深化生活、贴近群寡,汲取民间艺术精华,为我所用,“我们没有做家、戏剧家和做曲家,可我们能够搞集体创做,能够向山歌、民歌进修,把群寡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并亲身为剧团的同志修改正山歌、民歌等做品。 1935年元宵节,留守于江西于都的中央分局在突围前,还因陋就简地举行了一场由瞿秋白导演的群寡文艺晚会,大家同唱《驰念北方赤军》等歌曲,歌声响彻山村的雨夜,“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在第二天的总结会上,瞿秋白高度赞扬剧团在群寡中生活、进修了几个月,创做出这些动人多样的节目,“并且策动了剧团的所有同志写了几百首歌词”,“他还说把这些节目整理一下,能够出专集,还有那么多的山歌、民歌,想法子带到上海去出书”,并将专集定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份发到全区,“在我印象里,秋白同志写了序言”(石联星:《秋白同志长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站在长汀拂晓的天野,唱着俄文《国际歌》,在生命的最初一刹那,他一点也没有忘记世界革命,没有忘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悼瞿秋白同志》)。如今,瞿秋白烈士分开我们已八十六载,但他译配的《国际歌》,后经萧三等人改定,穿越了近百年光阴,鼓励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砥砺前行,在新的斗争征程中谱写愈加壮丽的华章。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30日 13版)